1949年12月10日，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，在最后逃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通知孙科去台湾。这个举动，实际上就是拒绝孙科逃台，可以说是恩怨几十年之后，蒋介石对孙科的一个最终态度。
孙科这辈子，看来看去，最准确的评语还是那八个字：善变、贪财、好色、平庸。头戴“国父哲嗣”的光环，却始终没有撑起过一份配得上这姓氏的重量。
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怨，绵延了几十年，说到底无非就是互相利用，又互相瞧不上。老蒋需要他那面旗帜来装点门面，孙科则需要老蒋的权柄来维持体面生活。两人的关系，全系在一个“钱”字上。
蒋介石把孙科看得通透，拿捏他的手法很粗糙却很管用——缺钱了，给个闲差，批一笔款子，人就乖顺了；不听话了，断了银根，立刻就难受得坐立不安。这种施舍与控制的关系，从头到尾没变过。
所以1949年12月10号，蒋介石从成都登机撤往台湾时，没通知孙科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不是疏忽，而是这张旧旗到了这步田地，已经连最后一点装点价值都剩不下了。
孙科一辈子最风光也最丢脸的时刻，集中在1948年4月的副总统选举。当时内战已打得焦头烂额，蒋介石却在南京张罗着开“行宪国大”，要选正副总统。他力推孙科出马竞选副总统，打的算盘很简单：孙科有名望而无实权，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，放在那个位子上，既好听又好摆布。
可对手李宗仁不是善茬。桂系手里有兵有地盘，竞选手段也是真金白银地砸，百多根金条流水样花出去。更要命的是，李宗仁抓住了孙科最大的软肋——女人。
孙科的风流账，闹得最凶的有两笔。一笔是严蔼娟，1932年在上海由杜月笙牵线搭桥认识的，同居四年，1936年生下私生女孙穗芳。几乎是前后脚，他又迷上了上海名媛蓝妮。
蓝妮的背景被传得很传奇，说是云南苗王后裔，社交场上风头无两。孙科一见倾心之后，直接把蓝妮调来当机要秘书，后来干脆以“二夫人”的名义带着公开亮相。原配陈淑英厉害归厉害，也拦不住。
蓝妮有手腕，利用孙科的人脉在上海滩大做投机生意。孙科对她也是真的昏了头，还正儿八经写过一张保证书，白纸黑字地写明此生只有原配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两位太太，绝无第三人。这类赌咒发誓的东西，后来全都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。
副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，李宗仁那边把一桩旧事翻了出来。抗战结束后，蓝妮有一批德国进口颜料被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当成敌伪财产没收了，孙科亲自出面，写信给国民大会秘书长，称那是“敝眷蓝妮所有”，要求发还。这事被《救国日报》登出来，李宗仁方面抓住机会拼命放大，一时满城风雨。
孙科的反应，把蓝妮彻底看寒了。他没有站出来辩解，反而急于撇清，姿态极其难看。蓝妮从此跟他一刀两断，再不相干。副总统的位子，也就在这一片嘘声中落到了李宗仁手里。
流亡的日子从香港开始。孙科携家眷暂住香港，没过多久，严蔼娟就带着十三岁的私生女孙穗芳找上门来。两边一见面便厮打起来，扯头发、摔花瓶，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，对着亲生父亲那一家人，竟要举起古董花瓶来自卫。
事后孙穗芳在楼下按了两个小时的汽车喇叭抗议，把孙科气得要放狗咬人。后来严蔼娟干脆告上法庭，控他弃养。
这场官司打到一半，出现了极其荒谬的情节。孙科为了找证据，跑去向已经决裂的蓝妮借当年付过抚养费的收据。这笔糊涂账被传开之后，外界甚至反过来揣测，蓝妮这些年是不是一直在暗中倒贴他。办完案的律师都感慨，从来只见老头子养年轻女人，还没见过年轻漂亮女人倒养老头子的。
1951年，孙科卖掉香港的房子，凑出路费，先到欧洲短暂周转，1952年定居美国。国民党内曾掌握过财政大权的，能卷走巨款外逃的不少，但孙科不是那批人里面的。他没有实权，也就捞不到什么真正的肥差巨款。
在美国的日子真正拮据了下去，一家人的住处是租来的，木板墙壁，风一大就嘎嘎响。家里的分工表上，孙科被分配的任务是打扫卫生，包括厕所。
早年有人在立法院见他开会时打瞌睡，背后议论说这位院长真是心宽。可是孙科有个习惯，倒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没有丢，就是爱翻书。在美国那十几年，他几乎天天步行去公共图书馆，一坐就是一天，管理员不来赶，大概能磨到天黑。
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身处异国，褪尽了一切头衔和排场，反倒只剩下这个静得下来的习惯，只是不知道他坐在书架之间翻书的时候，会不会想起当年上海滩或者南京城的喧闹。
1965年，流落十六年之后，他终于回到台湾。能回去，一半是时间把恩怨稀释了，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台阶；另一半，是他自己主动递出了姿态。这倒很符合他一贯的能屈能伸。
蒋介石给了他一顶考试院院长的帽子，不算大，也算有个体面收场。他在这个虚位上又活了八年，1973年病逝于台北。善变了一辈子，终于不必再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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